高中的時候，我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掉了二十多公斤的體重，後來診斷出我患有第一型糖尿病，需要靠注射胰島素控制血糖。對我這樣的人而言，我們面對兩種危險：一個是因為高血糖所造成的併發症；另一個則是因低血糖造成的突然休克、甚至致命的威脅，我必須在進食、打針以及行走之間來穩定血糖，反覆尋找平衡點，不能出差錯，這些過猶不及的起伏與挫折，後來轉化成我早期的一些繪畫作品，像是〈走鋼索的人〉、〈徬徨少年時〉，它們都是在抒發內在的情感與苦悶。
1994年，我在美國念研究所時，從哥哥送給我的一支原子筆，當筆的墨水即將乾涸用盡時，我得到一些領悟，不禁質問自己：「如果一枝筆，可以是一個人的一生。那麼在漫長的生死輪迴中，我重複的是什麼樣的人生？」，於是我想辦法將一支筆能畫出的線，全部攤在一個平面上，一枝筆可以隱喻為一期的生命（一生）或一次的主體（我），筆觸的痕跡猶如一生的作為，而卸解磨滅的鉛筆則是肉體的宿命。在「走筆」的行為中，隨著媒材與情境的不同，其意義也自然轉變，它有時象徵輪迴與朝聖如《走筆——岡仁波齊峰轉山》系列；有時質疑知識與權力如《塗繪讀本》系列；有時成為修行與觀照如〈十行願〉、〈六字書〉，故「走筆」作為創作行為，本身無絕對的永恆與真實性。
在研究所的這時期，我開始接觸了批判理論與佛法。然而，西方的美術史、美學或批判性理論並沒有辦法整體性的解決我在人生與藝術的疑問與追尋，反而是從道家思想開始，再進入佛教哲學中，才得到徹底的消化、整合與解決，並逐一的實踐它們，我將日常佛法功課轉化成作品，這些創作是我對生命存在及其苦難所做出的藝術沉思，只求自我在藝術法門中實踐宗教之解脫。這樣的理念體現在我進行二十年的行為作品〈走鉛筆的人〉中。在這六十次每場長達兩小時以上的演出中，我削鉛筆、誦經，來回行走於牆前，用鉛筆畫下無數條線。若一枝鉛筆象徵一生，牆面則代表累世積累的業力，那麼每一條線都是我存在與輪迴的軌跡。
多年來我必須持續地驗血、紀錄、注射。對我而言，測量是活下去的必要手段，紀錄是審視、評估存在狀態的方式。在我沒有學藝術之前，我的測量只有現實的功能，它是被動、強迫、不得不然的行為，然而透過觀念藝術，我發現這些行為可以被轉化。測量變成了覺察，記錄變成了反思，重複昇華為儀式。這種轉化讓我重新掌握主動權，並在荒謬的現實中建構意義。
在我的作品中，測量成為一種反叛的行為。我將身體作為工具、媒介，一個既受規訓又充滿抵抗的場域。透過荒誕、非標準、非理性的測量行動，我挑戰醫療、藝術、社會等系統的權威，質疑客觀與主觀之間的界線。我測量城市、機構、自身的身體與人際關係，用打破規則的方式揭示控制的脆弱與建構性。
誠如影響我一生甚鉅的電影《犧牲》（The Sacrifice），片中男主角跟小兒子說的一樣：「每一天在同一個時刻做著同一件事情，像一個儀式一般，這個世界就會有所改變。」我的身體不如別人，只能以有恆、累積、滴水穿石的方式工作，只要在「生活」中訂下「對的」規則，確實實踐，讓「藝術」與「生活」互相為用。那麼「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是在創作。」藝術不是結果，而是一種活著的方式——它是懺悔，是抵抗，是修行。是我如何與疾病、體制與一切懷疑共處的方式，也是我繼續走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