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測量與標示，身體與尺度的平行或交叉，石晉華進行著許多對社會和制度的觀察評論，但卻同時以一種愚公移山、不自量力的荒謬美學策略，讓創作同時帶點軼聞或傳奇的色彩，劃出藝術與現實的距離，以緩和藝術在現實的泥淖裡的不堪處境。除此之外，石晉華傾向不會結束的創作，如永遠持續的走筆計畫、物質不滅的鉛筆碎屑、一再重覆抄寫經文、和市場做虛實還原的交換(藝術煉金術)，以及一百多棵樹木的回植工程(X顆菩提樹計畫)等。
不會結束，但也未必有終極的答案，藝術家以一種依戀和珍惜的態度詮釋生命和人慾，讓他在批判的姿態之餘，還帶著一種平伏謙卑、頑強執著的個性，也使他的藝術觀有著令人難以咀嚼消化的澀韌。而這也是觀念藝術以來，藝術以無用之用的藝術自主性，企圖喚起在政治和官僚操作下、在消費主義的激情催喚下的日趨遲鈍被動的公民，一點點的反思刺激。
以微小短暫之軀丈量世界
石晉華的測量和標示法的藝術行動，讓人想到觀念藝術家Walter de Maria的作品，Maria與1977年在卡塞爾文件展上的作品＜垂直一公里＞(The Vertical Earth Kilometer)，將一根一公里的銅棒插進地裡，成為一件除了地面上的切面外，幾乎看不見的作品。另一件作品＜五大洲雕塑＞(5 Continents Sculpture, 1989)以全球五大洲運來的放進一個方形巨箱裡的大理石、石英礦石和菱鎂礦石等，這些石頭既是資源，也是地表年代的考證資訊載體，在Walter de Maria的隱喻下，這件作品代表全球的自然與資源、歷史與人文的匯聚，也讓石頭這個最古老的雕塑材質成為跨越時空和連結地理的象徵。
測量是科學最基本獲取知識的方式，量化讓學科和知識體系有巨大的進步，然而只求量化的數據卻會造成詮釋的不足。德國小說家丹尼爾‧凱曼(Daniel Kehlmann)以兩個著名科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8-1859)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ß, 1777- 1855)為雙主角的小說＜丈量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原文2005，中譯2006)中，兩位極有企圖心的科學家以競賽的方式創造前所未有的知識和測量世界的方式，中間穿插了兩人各自的遭逢與際遇，家庭關係與仕途的褒貶謫抑等詼諧的故事架構和虛實穿插的情節，同時也是對於啟蒙世紀以來，對一昧相信科學文明進步說的評論。丈量的原文一字多義：丈量或量錯(Vermessung、Ver-Messung)，也同時隱喻嘲弄了數字對照於生命時，有如以蠡測海的窘迫，以及科學的有限與人世的不可估量。藝術家與科學家的丈量動機不同，但都顯示出人們以微小短暫之軀，卻用近乎急迫的熱情和慾望，想吸納窮盡宇宙人生一切可感可觀的事物。
肉體為隱喻
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著作＜肉體與石頭＞(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原文1994，中譯2003)描述了西方世界裡，人與城市之間關係的歷史，是一部以身體和制度、道德和法律約束、工商消費和運輸效率交織出來的都市文明史。文中作者認為除非我們能認識到我們身體上的不足，否則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別人的身體跟我們有什麼不同，市民的同情心來自於能意識到我們身體上的欠缺，而非來自於純粹的善意以及政治正確。就像亞當與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的隱喻，他們在被驅逐後才開始了解到自己是有瑕疵的生物，因此也開始理解世上未知的生命和事物。桑內特論述裡的肉體，既是與城市的銅牆鐵壁之對照、代表現代世界越來越缺乏的有機性，也是感知與行動實踐的鴻溝之象徵。身體在功能化和效率化的現代生活中、在消費化和扮妝化的偽象中，早已成為一種「隱喻」(metaphor)而非實體。
這時候的身體還能實踐甚麼呢？石晉華以個人的各種生理度量變成單位，反映在測量上，例如藝術家曾把小便解乾淨後，喝下一公升的水，開始步行，直到再也忍不住小便為止，這段步行的距離，而成為＜一公升清水變為尿水的距離＞的行動藝術。這種測量是假借的，這種實踐或身體力行是鏡花水月的，石晉華從身體裡創造出各種或詩意、或荒謬的測量方式，對照於桑內特的論述，堪稱為一種肉體經驗失落的隱喻。
身體做為一切的衡量尺度，如達文西的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並非東方的經驗和知識體系，而是西方世界自希臘文明以降的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sm)的文化脈絡。原是基督徒皈依為佛教徒的石晉華，繼承了基督教的身體宇宙觀，也內化了佛教的棄世思想。前者有基督的身體靈糧與潔淨寶血、基督躺下的身體便是教堂的地基和骨架等意念，後者則有臣伏於自然、趨向遺忘捨棄自身的境界。石晉華的＜擁抱計畫＞(2004)、＜尋找中心與邊界計畫＞(2004)表露了以自己身體向萬物、眾人和土地張鋪的慾望，而＜走鉛筆的人＞(1996~)和＜活過測量＞(2008)等作品，既帶著身體中心的主張，又有去除本位意念、身體即將消溶的傾向。
生涯有如救贖、創作有如修持、行走有如朝拜，並不是石晉華由外向內擷取的靈感，而是來自他漫長的血糖檢測的生涯。石晉華不讓維持身體運作極高度重複的測血糖和注射行為，變成理所當然的治療動作，生命因此變成規律的瑣碎與無名；也不讓一再重複的測量說服自己，當下的身體與意念只是一個疾病的倖存者。因此藝術家以他持續被測量、依賴醫學數質和處方的肉身，去做萬象萬物的測量和標示，以求得這方寸肉體一息尚存的證據，以向天地對生命無名的取捨做抗拒。
在大地四方裡寫病歷
除了測量之外，石晉華藝術的另一個特質是不生不滅的創作，和收藏記憶的勤奮。他以收集為行為藝術的作品，如驗血糖的棉花球、留學期間的購物袋計畫、集尿計畫、收集床上所有毛髮的親密測量計畫和鉛筆碎屑…藝術家似乎要沒有遺漏地將所有的痕跡和記錄保留下來。紀錄血糖值的作品＜折線X年＞(1983~)的大量數字的排列和展示，讓人想到德國藝術家Hanne Darboven佈滿整片展廳牆的數字藝術，Darboven以每天書寫數字的方式創作的＜生命＞(Leben, leben/Life, living)這件作品，寫出1900到1999年這整個二十世紀的每一天。我們也會聯想到美國藝術家Douglas Huebler於六O年代的純粹以標示為創作的行為。Huebler以類似當今以衛星定位為土地或版圖做記號，但卻是在沒有重要性的地點做出沒有特殊意義的連結，並用地圖、航線圖或往來兩地的書信等文件保留紀錄。Darboven的時間和Huebler的空間之間，點到點的連結是想像的，而到達下一點，對石晉華來說，卻是有如奇蹟恩典的想像。生老無所由、死病不得辯，石晉華的紀錄行為是讓生命每一方寸的視覺化、感知化，也記錄出一種強迫性的監測和控制。密集的點到點的紀錄和收藏行為，透露出藝術家對生命消失的恐懼，以致對任何微不足道的生命印記之眷戀。因此，藝術家便以這藏無盡的大地四方做為他的病歷，在這裡盡量地填寫和標示，擴充生命的痕跡，宣告活著的紀錄。
從身體宣告到復植護生
帶著勞動者的勤奮和苦行者的誠服，石晉華為台北雙年展執行的＜台北的X樹＞(2010)是一個一體兩面的作品，一方面是對台北市政府為了花卉博覽會的空間而砍樹的政策之批評，另一方面以接近諧擬的方式模仿種7000顆橡樹的波依斯，突顯了兩地在都市和藝術環境的明顯對照。卡塞爾種下的7000顆對照台北市死去的162顆樹，兩個地區的資源至今仍強弱不一，對藝術的尊重也有相當的差異。在這幾個國事多秋、官民成怨的年頭，這件作品更能諷刺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未達昇平，政策卻已鋪張」的環境。石晉華隨後將＜台北的X樹＞發展成爭取一百多棵樹的復植機會的計畫，並改名為＜X顆菩提樹＞(2010)。
在雙年展曲終人散後，對政策的批判還是擲地無聲，觀念藝術仍是觀念，石晉華將這件作品變形為一件比喻死亡和復生的作品，投射他長期專注的生命和身體的議題。藝術家將實體的樹和石頭轉換為對於環境與生命的惜念，成為一種精神和期待，而以「菩提樹」為象徵符號取代原標題。一方面以紀念碑的方式憑弔這些樹木，同時提醒公共政策的失當，另一方面用象徵化的方式，讓石頭代表等待轉世輪迴的記號。＜X顆菩提樹＞將會是一個漫長的募款過程，而石晉華還計畫將復植後的餘款，捐給兩個提供弱勢照顧的機構，藝術家以一體之力匯聚眾志，將勞動還諸土地。
共業與眾志
石晉華在＜X顆菩提樹＞執行中，既要仰賴募款、邀集眾力，也利用它來標示社會的邊陲地帶。這件作品再度和桑內特所言一致：「除非我們能認識到我們身體上的不足，否則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別人的身體跟我們有什麼不同，而市民的同情心來自於能意識到我們身體上的欠缺，而非來自於純粹的善意以及政治正確」。石晉華不奢望政治社群的反省或有如施捨般的善意，藝術家以這件作品標示出藝術生態仍處弱勢。在台北雙年展落幕後，隨著這件作品的變形，我們也意識到在當下的環境中，藝術不是靠著節日慶典來趁勢喧囂的劇目，而是社群的共業與眾志。